周惟彦:当今社会做好人成本和代价相当高 2019-10-09 03:59

  搜狐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4月1日至4月3日召开。4月3日下午,壹基金全球理事周惟彦在慈善体制改革:透明度、专业化、公信力论坛上表示,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的时代,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里,做好人的成本和代价相当高。

  杨澜:无论是从时间的纵轴还是从全球的横轴上来看,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都在一个门槛上。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关于与政府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企业的竞争力,而是一个社会在价值重建的时候需要一个共识,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共识,就是社会价值的建立。其实在慈善领域说的人很重要,做得人更重要,周惟彦女士在这个领域身体力行,经过了风风雨雨,她做的很多项目有的非常成功,有的也会遇到环境的制约,其实有很多切身的感受。她现在也对中国的民间慈善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创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请。

  周惟彦:谢谢杨澜。我在2007年之前对公益慈善一无所知,在那时候我还在商场里打拼的普通人。在2007年开始,偶然的机缘让我认识了李连杰先生,并且和他一起创办壹基金,这4年下来我感慨万千。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的时代,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里,做好人的成本和代价相当高,这是肺腑之言。可能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壹基金,关于李连杰先生,或者我本人也好,偶尔说的那点委屈是冰山一角,即使如此因为对于公益事业的信任和坚持我们走到现在。

  周惟彦:2008年我就思考,为什么在中国做公益那么难,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这个行业更快发展?第一个注意到这个行业里的人才特别匮乏,匮乏可能因为有制度的问题,包括社会环境的问题,还有很主要的问题是一些精英层,尤其是商业背景的精英层他们没有自己进来身体力行去做,执行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听别人怎么分享,你去跟别人讨论各种想法,如果你没有做的话感受完全不同,路是走不出来的。所以2008年的时候因为《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接触到社会型企业的概念,在2008年我们发起了汶川地震之后的羌绣帮扶计划,昨天晚上我们为了这个项目做了一个项目,我也很惊讶,昨天晚上来了这么多人。这个项目我们给了200万人民币而已,但他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4000万,超过一名万羌族绣娘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了灾后的典范工程,这就是一个社会企业的典范。

  周惟彦:在协助成立这些组织,并且帮助他发展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作为有商业背景力量的介入,对于一个有社会性的组织多么重要。我们曾经试过帮助一些公益组织的人,试图让他们学会怎么像杨澜所说的,教他们钓鱼、卖鱼,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说能力建设,教他们学会市场化、销售、品牌管理、仓储到生产流程的控制,非常非常不容易。

  反过来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个社会大家很多精力花在外在的事情上,但还是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人也在思考他们想去给予,他们想回馈,但他们没有方向和办法。这样一种现象让我深深感觉到,做社会型企业,做可持续性发展的创新公益模式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在2年前第二次做了妈妈,这一年多的调整期间我非常高兴,可以在大学的平台上做一个社会创新研究院,专门推动刚刚讲到的社会型企业包括公益创投方向的研究,去发现更多的社会企业家,孵化更多的社会企业。我在法国一个学校学习过社会管理专业,那时候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但我非常骄傲,我觉得中国已经有很多社会企业雏形的机构。

  当时去英国拜访布朗政府,布朗企业家,包括斯考特基金会在牛津大学的中心,我问他们怎么定义社会企业。在西方的定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但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要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为了社会价值最大化存在的企业,他要保证利润、可持续性发展。目前我也很高兴看到在英国已经有C2C的法规出台,在美国有L3C的法律出台,专门定义社会型企业。可以看到全世界慢慢摸索国际企业的标准,过了30年开始进入到法制、法规系统的标准境地。

  周惟彦:在中国已经有那么多初步具有雏形的福利工厂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成立的机构,完全有这种可能,有这种机会,我们能够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可以和国际接轨,也非常期待,非常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加入进来。当然,做任何一件创新的人都会被人质疑,如同4年前我们做壹基金,很多人带着非常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看着李连杰先生,不相信我们会把这条路走下来。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专业背景,用一句俗话乱拳打死老师傅。做社会型企业也是如此,有更多的质疑,更多的声音出来,只有我们努力、尝试就会有春天到来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