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金熊奖获奖影片《同义词》:如何逃避“以色列式命运” 2019-11-10 01:51

  2月13日下午,离《同义词》(Synonymes)在柏林电影节的世界首映还有几个小时,我在凯悦酒店的走廊里遇见饰演女一号的露易丝·舍维洛特(Louise Chevillotte,成名作是2017年加瑞尔的《一日情人》)。影片媒体场反应两极化,前一天晚上的日报场至少有一半人中途退场。舍维洛特说:“太棒了,这才是艺术。”看了几天国内春节档为打分撕得你死我活的闹剧,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从主竞赛奖项结果来看,评委们应该也有过一些争论,但最终还是连续第三年在最高奖的选择中作出了艺术上十分大胆的决定,没有走安全保守路线。当然,《同义词》是以色列与法、德的合拍片,在由法国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任评委会主席的柏林,自然是占尽便宜。制片人萨义德·本·萨义德更是欧美艺术电影界呼风唤雨的人物,曾制作过泰希内、柯诺、波兰斯基、德·帕尔马、加瑞尔、范霍文等大师的作品,更与好莱坞关系密切。这些幕后的非艺术因素都不能忽视。

  这是以色列导演纳达夫·拉皮德(Nadav Lapid)的第三部长片。其前作《老师》(הגננת)于2014戛纳影评人周首映,围绕一个五岁就会作诗的天才儿童展开,讲述他的幼教老师克服重重阻力试图保护其天分的故事。据导演自己说,孩子的原型就是他自己。美国人去年翻拍了该片,由2017年柏林评委玛吉·吉伦哈尔(Maggie Gyllenhaal,杰克·吉伦哈尔的姐姐)主演。《同义词》是前作一种跳跃式的继续,主人公约阿夫与《老师》中的小男孩同名,他对文字的敏感好像也与小男孩的天分一脉相承。

  《同义词》剧照,埃米尔、约阿夫和卡罗林。Guy Ferrandis / SBS Films。

  年轻的约阿夫为逃离以色列暴戾而压抑的环境来到巴黎。他拒绝说希伯来语,开始用同义联想的方法背法语字典,试图在法国的语言文化中逃避过去的创伤,改变自己的身份。从第一天起,法国对他就是残酷的,但也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想要成为作家的富二代埃米尔(昆汀·多勒迈尔Quentin Dolmaire饰,成名作为2015年德斯普里钦的《青春的三段回忆》)及其女友卡罗林(舍维洛特饰)。他们为约阿夫将法国的大门打开了一道缝。贫乏的物质生活之外,约阿夫时常与埃米尔见面,分享他过去的经历,给缺乏生活经验的法国小伙提供写作素材。埃米尔则与他分享书籍、古典音乐,当然还有物质上的资源。

  剧本显然根据拉皮德自己的经历写成。他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结束后,到特拉维夫读哲学,当上了体育记者,并像父亲一样开始写作。其父是个小有名气的侦探与犯罪小说作家,也参与了该片的剧本写作。拉皮德去国的理由与片中人物几乎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逃避“以色列式的命运”。他说走就走,准备时间只有十几天。落地后没有任何居留许可,等于是黑在了法国,靠打零工为生,非法身份不能签劳动合同,也就没有法律保护。

  为了重现这段经历,拉皮德在选角时没有走捷径去找法希双语的演员来装口音,而是把剧本翻译成希伯来语,在以色列找不会法语但愿意学的人。当时还在读戏剧学校的汤姆·梅西耶(Tom Mercier)就是这样被他发现的。饰演约阿夫的梅西耶有一个看上去很法语的姓,因为其父是来自法国西南部的犹太人。但父母在他很小时就分开,由生长在以色列的母亲带大,他几乎只会说希伯来语(英语比较差),却同样向往法国文化。

  拉皮德甚至没有让梅西耶到法国亲戚家去学法语,而是在以色列上了两个月课,然后就靠读法文书和影视资源自学。整整一年,梅西耶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几个小时,看文化频道ARTE、听France Culture和France Inter广播,更把法国电影从谷克多到新浪潮看了个遍。这样才能符合人物的心理状态:他并不了解法国社会,他要的是那个文化符号中的法国,那个兼容并蓄、自由博爱的乌托邦,从而最终与真实的法国发生了冲突。

  导演就像约阿夫一样,生命体验太丰富,有说不完的故事,不需要太多杜撰。但人们在面对这些离奇故事的时候,往往不会像埃米尔那样听得津津有味,更多是像卡罗林那样对其进行符号化的解读,认为叙述者别有用心。拉皮德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大家不要只看到,而是首先将影片看作一个人性、艺术和存在意义上的宣言。

  《同义词》在视听语言上也是明显的个体叙事。片中的地点和城市都是碎片甚至抽象的,基本上只有诸如面包房、地铁站、咖啡馆和建筑细节,让人看出些巴黎的端倪。约阿夫在街头边走边背同义词的时候,手摇镜头不仅有明显的不规律运动衬托其心境,也用非常狭隘的主观视角限制了镜头对街景的捕捉,逼我们通过约阿夫的眼睛看巴黎。声音上也是主观压倒客观,我们起初并不知道那一连串同义词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还是喃喃自语,但它覆盖住都市街头的嘈杂,几乎成了上帝角度的画外音。

  视角由主观转客观后,镜头又死死盯住主角,制造一种孤独和梳理感的同时,拒绝任何除了个验外的解读。就连世人熟识的圣母院,都在主角反复强调“不能抬头”的主观镜头下变得有些陌生。西岱岛上一年365天络绎不绝的游人也不知所踪。那是约阿夫的圣母院,那个时空只属于他,哪怕镜头拉出来用客观视角拍他,场景内部的安排也只属于他自己的心理活动。

  但这一切也许很难说服犹太保守主义者,跟他们解释这些往往是秀才遇到兵。幸好他们的媒体还是讲道理的,颁奖典礼后的发布会上,以色列记者群情昂扬,有一位说那是他人生中最激动的时刻。此前以色列电影唯一一次问鼎三大,是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毛茨的《黎巴嫩》(לבנון),一晃十年过去了。截止周日,以色列英文媒体的报道都还比较正面,民族主义的反扑还没有开始。但那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制片人萨义德的阿拉伯人身份,他自己可能也知道这一点,在发布会上反复强调自己是为作品的美学所动,艺术和情感比任何都重要。萨义德出生于突尼斯,成年后才来到法国。但这一半身份也帮不了他的忙,法国近几年面临日益严重的反犹威胁,犹太社群受到阿拉伯人和白人两股极端分子的夹击,导致大量犹太人离开法国,其中有很多就是去了以色列。这种“抹黑”以色列的电影,可能面临与前年毛茨《狐步舞》(פוֹקְסטְרוֹט)同样的命运,虽然在电影节上大热,却在右翼舆击下,票房和奥斯卡都表现平平。

  根据美国专业杂志《综艺》的报道,《同义词》还有以色列国防部的投资,可能与片中几场主人公服役期间的闪回戏有关。让人不禁想起文化部投资讽刺普金的《利维坦》(Левиафsан,2014)。但拉皮德要攻击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力量,而是意识形态对民族性更深层次的构建,一种危险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

  导演和他参与剧本写作的父亲都提到以色列的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个国家要求你无条件地爱它,不能有任何犹豫、怀疑,必须完全忠诚,不允许质疑。”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而它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一方面是对犹太人受害史的反复强调,另一方面是通过社会话语成功地建构了一些价值的崇高性。更可悲的是,这并不是以色列独有的问题,很多国家都有“耻辱史叙事”并攻击“不爱国者”,把本应是中性概念的身份认同变成了道德绑架和思想囚笼。

  《同义词》剧照,约阿夫、埃米尔和卡罗林。Guy Ferrandis / SBS Films。

  面对这种正统的崇高,硬碰硬是以卵击石。唯一有效的手段是用一系列荒诞、低俗、的手段解构这些价值的内在意义,把崇高消解在尴尬的笑声中。对荼毒以色列社会的暴力倾向和男性沙文主义,片中有不少滑稽的呈现和讥笑。约阿夫在以色列使馆找到保安的工作,结识了奥莱利昂(Jonathan Boudina)。后者有一场办公室的打斗戏,加上约阿夫的喝彩,在整个叙事中突兀尴尬,讽刺尚武价值的不合时宜。还有奥莱利昂过度展示犹太身份的闹剧场面,以夸张的手法把民族主义的荒谬放大,让所谓爱国主义的崇高性从内部土崩瓦解。更为讽刺的是,他的名字Aurélien是纯正的法语,拉丁词根,很可能是二代移民,却比有着希伯来文名字的约阿夫更热衷于彰显自己的犹太身份。

  片中也有比较严肃的“反击”,但是需要观众深入思考,有点像法国学院派的作风,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比如一段不断反复的《伊利亚特》故事,约阿夫更同情失败者赫克托耳而不是胜利者阿基里斯,导演说是对以色列集体心态中不接受失败的反应。这在熟知荷马故事的欧洲人眼里显而易见,因为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赫克托耳是个英雄,不接受悲剧英雄的以色列文化是缺乏人性的。在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中选择希罗神话而非教经典,特别是避开犹太教旧约,也是导演的一个小心思,让主角彻底从母文化中叛逃出来,进入到言必称希腊的巴黎知识分子状态。

  这样的消解同样也作用于法国文化和集体意识,入籍课程的场面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是一个集中将民族价值观用大白话大言不惭地阐述出来的场合,一套一厢情愿的自我建构和想象。灯光、镜头和构图把整个教室弄得呆滞、死气沉沉,法兰西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在自我构建的崇高中僵死了。也没有谁比被暴力的前以色列士兵更适合演绎《马赛曲》之血腥的了,战歌迅速与以色列军国主义合二为一。埃米尔和卡罗林的脸谱化塑造也是这个作用,把法国社会上层的空虚、僵化无限放大,连埃米尔正在写的书都叫《死气沉沉的夜晚》(Les Nuits de l’inertie)。

  “我严厉地批评以色列,但同时也与它密不可分。”拉皮德说,“这种关系越紧密,批评也就越猛烈。”而巴黎则是他“发现”电影的地方,他在那座城市中萌生了要拍电影的想法,而且还要拍“有意义的电影”。对虚伪价值的崇高性进行解构,可能是最有意义的电影,也是他对这两个国家爱恨情仇的一种了断。

  与大多数跨文化创作者一样,拉皮德最好的作品总是围绕身份认同展开。梅西耶甚至说,在他看来,导演和片中人物学习法语并不是为了法国文化,而只是为了逃避以色列的身份认同。以色列和其他具有绑架性质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身份的牢笼,要突破它们有时只能诉诸暴力或其他极端手段,比如拒绝说希伯来语。

  导演则说,语言是人的身份中唯一能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的部分,对于其他东西比如肉体,我们无能为力。主人公唯一说了希伯来语的一场戏,不是与家人通话也不是在以色列使馆工作,而是在失业后走投无路做裸模时,在雇主的要求下不得已而为之。对方想要的是陌生语言提供的异国情调,与他肉体的功能完全一致。在社会阶级和生存压力的逼迫下,他的肉体和语言重新统一,共同扮演法国想象中的异域形象,肉体和精神同时被侵犯、物化。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身份和价值中的不统一,所以影片最终还是回到彻底逃避原生身份的不可能。掌握“同义词”的能力直接反应词汇量,法语写作更是对不重复用词有一种病态的偏执,背字典式的学习昭示的是一种对融入当地社会的极端渴望。只是当融入的目的只是逃避过去,约阿夫对新文化就也不能产生绝对的忠诚,因为他只忠于一种不存在的理想,一个作为文化符号的语言和社会。

  所以重要的不是去到哪个国家或学了哪门语言,而是以生命体验重塑自己的身份。这是一种独一无二、复杂立体的身份认同,它不需要遵循任何民族国家或种族宗教的教条和规则。所以约阿夫的讲的故事不能送给埃米尔,不是因为他了,要从法国文化回到以色列认同了,而是因为那是他的个体叙事,是他之所以为他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拉皮德彻底法国化的尝试并不成功,而且语言越流利,越容易被人当作异文化的代言人。这是每个在海外生活的人都有的经历。最后当他走投无路心灰意冷的时候,一家以色列出版社想要出他的小说集,于是拉皮德暂时回到以色列。这是他与法以两种文化同时和解的开始,也是他找到自己身份的开始。如今的拉皮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跨文化人,在多种文化间游刃有余。

  梅西耶也算是他从以色列带出来的。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伙子,拍完银幕作就留在了巴黎,学习法语,与父亲的文化背景重建联系。“我想先从这部片子里走出来,”梅西耶说,“这个角色太难演了,我得全力以赴毫无保留。”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下一个项目在哪里。以色列也好法国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只要有合适的剧本和角色,他都愿意去。有备而来又心态良好的他,路会比拉皮德好走很多。

  我很好奇在《同义词》之后,到底有没有人来找过他拍其他片子。他有些失望地说,只试过一次镜,是旅居纽约的以色列导演伊藤·福克斯(Eytan Fox,《我的军中情人》2002,《水中行走》2004)的新片《转租房客》(Sublet),有机会跟拿过托尼奖和艾美奖的美国演员约翰·本杰明·西基(John Benjamin Hickey)演对手戏。但导演最终把机会给了更新的新人尼夫·尼辛(Niv Nissim),本月底就要在特拉维夫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