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 2020-04-08 12:43

  在恩格斯之前,巴尔扎克从创作的角度表达过对典型的看法,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19)。典型在巴尔扎克那里,是糅合“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的结果,典型的形成固然也离不开环境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要推敲典型背后“社会对永恒的准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20)。典型追求的是某一类型人物的共同特征,要求将这种人物的“类本质”写出来。要写出人物的“类本质”,作家就需要有“对人间百事的某种决断,对某些原则的忠贞不贰”(21),同时要仔细研究“偶然”(22)。在巴尔扎克那里,典型最重要的是接近“永恒的准则”,环境只是典型的一个外在条件,而且这个环境主要是文本内的环境,文本外的社会环境充其量对典型只是一种参考。巴尔扎克从创作角度对典型性格的关注,在别林斯基那里,则主要是理论上的概括和提升。“典型人物是一整类人的代表……这是把普遍的概念在一个被艺术地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特殊化起来,他既是个人,又是概念”(23),这样,“典型既是一个人,又是很多人”(24)。塑造这样的典型人物,作家需要“从所描绘的人物身上提取最鲜明的本质的特征,剔除一切对烘托人物性格没有帮助的偶然的东西”(25)。对别林斯基来说,典型是特殊中体现出一般,“特殊”是具体人物,“一般”是超时代的这一类人。典型由此对性格格外关注,对形成性格的环境基本不予考虑。

  从典型的发展历程看,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应该说是一个新的观点。由于他所说的“典型环境”不仅是文本中的环境,更是文本外的社会环境,这意味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仅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人物,同时也是和时代合拍的人物。就恩格斯给哈克奈斯的信件来看,恩格斯提出“典型环境”的要求是就事论事,有其合理性。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暗含的意思是典型人物受到典型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即典型环境对典型人物具有压倒性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和别林斯基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都强调典型是具体性和概括性的统一,在强调具体性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在概括性方面,他们各有所侧重。别林斯基侧重于人物性格的“类”本质特征;恩格斯不反对人物性格的“类”本质特征,同时强调时代的“典型环境”对人物的影响。这就在巴尔扎克和别林斯基的性格典型说之外,开启了一个从“典型环境”讨论典型的新维度,典型由以性格特征为主转到性格特征和时代本质并重。由此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二是作品和时代的关系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恩格斯有所警觉。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他特地提到了作家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并以巴尔扎克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巴尔扎克违反了自己的偏见,在作品中赞扬了他上的反对派,嘲笑了他所同情的上流社会。按照恩格斯的思路,如果像巴尔扎克那样,只要细致地描写社会的真实情况,就能揭示出时代的社会本质,即使所揭示的社会本质和作家的世界观不一致也没关系,这样,作家的观念会在创作过程中有所改变,这实际上否定了观念先行。虽然恩格斯援引巴尔扎克来说明的问题,不是针对典型的,但典型塑造的过程,也涉及到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26),作品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27),另一方面又关注作品的“社会主义倾向”(28),将倾向性和作家的世界观紧密结合起来,要求人物的倾向性与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立场(尤其是立场)密切相关(他对拉萨尔和哈克奈斯的看法都表明了这一点)。这样看来,恩格斯总体上是强调作家的创作要与时代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作品中的形象塑造和主题倾向又要尽可能符合艺术的要求,不能做“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29)。从理论上看,恩格斯的理解很通达,强调作品外在社会环境对典型人物的决定作用,同时反对观念先行,理论上完全说得通;但对作家来说,做起来却很难,只要考虑到环境对人物的优先权,创作中就要时刻提醒自己,人物如何才能和时代环境保持一致,就很难做到倾向的自然流露。

  对作品和时代的关系问题,恩格斯非常重视。在对拉萨尔的《济金根》进行评论时,他认为《济金根》虽然对部分“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30),但总体上看,《济金根》与当时的时代精神是背离的。对“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与典型有类似之处,但由于和时代精神相背离,《济金根》没有达到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要求。在拉萨尔看来,这显然忽视了人物的艺术性。他创作的是《济金根》,有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但马克思、恩格斯却用历史上的济金根来要求他所写剧本中的济金根,这实际上要求他不应当写《济金根》,“应当写的是《托马斯·闵采尔》或另一部取材于农民战争的悲剧”(31)。恩格斯却不认为自己这样批评有什么不对,因为他的批评并不是单纯的艺术批评,而是“为了党本身的利益”(32)的批评。从党的利益出发,拉萨尔的《济金根》,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这有损于党的利益,必须加以批评。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并没有将典型和党的利益直接等同起来,塑造典型虽然是为党的利益服务的,但典型的塑造仍然是艺术内部的事情。

  就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而言,巴尔扎克和别林斯基,都要求以人物为中心,环境是围绕人物活动的环境,只要人物真实可信,人物活动的环境和现实社会的本质是否一致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即典型人物压倒了典型环境,人物是否典型人物,主要看人物塑造等方面的艺术表现。恩格斯在强调人物真实可信的同时,还强调环境对人物的制约作用,要求人物活动的环境要和社会本质相一致,这种一致性是人物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基本要求。换言之,即典型环境压倒了典型人物,典型人物必须要与社会本质相一致,所以衡量一个人物是否“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不能单看其艺术表现,还要求将其艺术表现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加以考量。从以典型人物为中心到以典型环境为中心,从表现性格特征为主到性格特征和社会本质并重,是巴尔扎克、别林斯基与恩格斯的区别所在。这种区别如果用恩格斯自己所说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考察,巴尔扎克、别林斯基侧重于美学观点,恩格斯则两者并重而侧重于历史观点。侧重于美学观点,自然会关注典型人物的艺术表现,自然会涉及人物如何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的典型性格,也就是说,以典型人物为中心,自然会涉及到人物活动的环境,只不过环境为人物性格的形成提供了土壤,人物的活动有可能会导致环境的改变。侧重于历史观点,关注的重心就不仅仅是文本中的典型人物,同时也关注典型人物、时代环境和社会本质是否一致。时代环境及社会本质对于作品来说,是既定的存在,如果强行要求典型人物和时代环境及社会本质相一致,很容易让典型人物成为马、恩所反对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有论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批评标准中,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而来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实际上是不平衡的,在列宁、等人的文艺批评中,历史标准占据绝对优先地位。(33)同样,强调典型人物反映出时代特点和社会本质,也会导致社会环境对典型人物占据绝对优先地位。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谈到“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时,指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典型环境是形物性格的基础,人物对环境又可以有反作用,(34)这样的分析其实是综合恩格斯和别林斯基理论的结果。别林斯基的典型是特殊中体现出一般,这受到黑格尔关于一般与特殊的思想的影响,黑格尔的一般与特殊体现了他一贯的辩证精神,别林斯基要求典型在特殊中体现出一般,同样也有一种辩证精神:典型人物是特殊的,但特殊离不开一般;典型人物体现出一般的精神,这种一般又是通过特殊来加以体现的。别林斯基对典型的论述,为人物影响环境留下了余地;而认为典型环境是形物性格的基础,则是应用恩格斯理论的结果,只不过将恩格斯的文本的社会时代环境置换为文本内的人物活动环境。同时,《文学理论教程》指出:典型环境“逼迫着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35),还是强调了环境对人物的决定作用,体现了恩格斯的典型观。

  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人对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关系的理解,基本上都以恩格斯的论述为出发点,由于每个人对恩格斯论述的理解不同,加上各自所处的时代环境因素的影响,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后人的理解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言人人殊。这提醒我们注意,后人讨论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是否符合恩格斯的本意,值得推敲。